输球因没吃肉 食品安全何时严办?

输球因没吃肉，是什么使中国的食品安全达到了如此不可忽视的地位?难道食品安全问题就真的没办法解决吗?连国家队都说出了输球因没吃肉的理由?这是提醒要重视食品安全还是只是一个输球的借口?

“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是不敢吃肉的，这回是三周时间。回到北仑基地后队员们才开始吃肉，这里是训练基地，所以吃得比较放心。”在1比3不敌土耳其、遭遇总决赛三连败后，中国女排主教练俞觉敏这番“输球因没吃肉”的雷人言论把众多球迷炸得“外焦里嫩”，其受关注度和传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女排最终四连败排名倒数第二的结果。有球迷忍不住讽刺：“估计五连冠时队员每天要吃一头猪!”

缘起：女排输球都因没吃肉?

事情发生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期间，当时中国女排刚刚1比3不敌欧洲新贵土耳其女排，遭遇三连败。女排糟糕的成绩自然免不了引来多方的质疑。如果要找理由，伤病、疲劳甚至战术安排都是可以接受的理由。但俞觉敏偏偏“不走寻常路”，强势推出了自己的新理由——断肉导致体能下降，这输球应为没吃肉的理由引起了群众的纷纷议论。

“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是不敢吃肉的，这回是三周时间。回到北仑才开始吃肉，这里是训练基地所以吃得比较放心。现在是备战奥运会的关键时刻，容不得一点不小心。”俞觉敏表示，由于断肉，中国女排在体能和体质上有明显下降，不止一名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出现过抽筋的情况，体能储备明显跟不上比赛的要求。

究底：想赢怕输透支体能

分站赛威风八面，总决赛一塌糊涂，中国女排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2008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当时还是陈忠和带队的中国女排同样是在参加的三个分站赛中豪取两冠一亚的好成绩，随后却在总决赛中只拿下一场胜利，最终仅靠小分优势压倒东道主日本队，避免了垫底的尴尬。归根究底，这跟球员疲劳征战有很大关系。

伦敦奥运会临近，很多队伍都把大奖赛作为练兵的舞台，人员调整十分频繁，比如美国队，其主力队员这次多数没有来北仑参加总决赛;反观中国队，主力尽出打了四周大奖赛，惠若琪、张娴等主力球员在总决赛中已经疲态尽显却仍得不到轮换，实际上就是想赢怕输的包袱始终没有抛下。

疲劳作战的另一恶果就是伤病来袭，看看魏秋月“愿下辈子有副好膝盖”的言论，“杨珺菁脚伤加重”的报道，球迷在心痛之余估计也会觉得愤怒。有资深教练表示，很多球迷可能并不是不能接受女排连败的结果，而是不能接受中国女排为了演练一套奥运阵容就玩命地抓住几个队员不放。假如不卸掉过重的心理包袱，中国女排不仅在伦敦很难有所作为，甚至有可能在奥运会后重演京奥后不断创出历史最差战绩的惨痛景象。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背后的成因归集

按照笔者的理解，食品安全体现的是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生产或食用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一种担保，这种担保是无须说明也不能附加条件的。所谓“民以食为天”，消费者对于食品质量的要求和关注应该高于其他商品。从过往的案例查处和实际了解来看，国内食品安全事件确实是进入一个多发期，这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水平密不可分。简而言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收入增长推动了食品生产和加工业快速发展，这与相对滞后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缺乏有效对冲和缓和机制的情况下，矛盾在媒体和社会大众的镁光灯下被放大，从而引起了民众对食品安全巨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

我们有必要把当前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表面上直接原因是不良生产者的违法行为，但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和政府检测监督机制的失灵。面对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事件，很难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环节。在食品生产、加工、储运、检测和消费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按照引致食品污染的不同诱因和解决方式的差异，可以把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因为自然环境或客观条件的影响，大体上属于不可抗力的外部因素造成食品污染或变质。主要表现在种养殖源头污染、食品加工工艺和卫生条件落后、流通储运手段达不到保鲜要求等。比如，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污染，使很多地方的粮食、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农产品(5.82,-0.04,-0.68%)的质量受到影响。另外，我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众多的食品供应商具备典型的小生产者特征，在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于食品安全的诉求不高时，加工工艺和卫生条件难以符合安全标准。调查显示蔬菜在流通环节的损耗平均达到20%左右。

第二类是因为食品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出于私利或盈利目的，在知情的状态下人为影响食品质量。中国农业虽然以小农经济为主，但也患上了“大农业病”：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生长周期缩短至28〜45天，猪出栏时间缩短至2.5〜4个月，凡此种种严重违背了生物学的种植和养殖规律。更有一些不法生产商逆食品安全法规而行，在食品中加入不利人体健康的非食用物质和食品添加剂。此类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使我们深刻感受到现代科技与商业伦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类是因为食品检测监督条件不完善、对食源性病原菌缺乏认识或从业人员非主动性过失，造成劣质食品未被发现继而进入消费环节。我们把这一类原因统称为技术问题。随着转基因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益生菌和酶制剂等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关于应用风险和食品安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检测设备不完善，检测覆盖面偏低，抽检频率过低，更谈不上对食品进行普检。而国外的食品安全案例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新的动植物病菌在造成实际负面影响之前往往很难被检测发现，以美国为例，食源性疾病每年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治疗，5000人死亡，其中已知的食源性疾病超过250种，绝大多数是各种细菌、病毒与寄生虫引起的感染疾病。

第四类是因为食品安全和追踪惩罚的法令制度不健全或者徇私舞弊，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继续扩大。从理论以及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改革实践看，食品安全监管无疑趋向于专业化、公正性和独立性。国外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和体系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最后进一步形成监管变革的动力机制。近三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立法和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监管模式不清晰和法制松弛，尚未对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产生实质性的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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